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如何探索出來的？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并沒有被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革命氣焰所嚇倒，他們掩埋完同伴的尸體，擦干身上的血跡，爬起來又繼續戰斗。

1927年8月1日，南昌武裝起義爆發。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秘密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一非常著名的論斷，是中國共產黨人在付出血的代價后得出的正確結論。從此，武裝斗爭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方式。

中國共產黨人剛開展武裝斗爭的時候，曾將奪取中心城市作為目標，南昌起義、廣州起義都是以奪取城市為目標，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最初也是打算奪取湖南的中心城市長沙。但是，敵強我弱的形勢短期內不可能改變，而城市又是敵人統治的中心，因此，起義軍多數未能實現奪取城市的目標，個別的武裝起義雖然一度占領了城市但也無力堅守，只得放棄。為了保存革命力量，只能將起義軍轉入農村，在農村創建革命根據地，先在農村積聚力量，待有條件時再進攻城市，這實際上就是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開始。

但立足農村搞革命，不僅對于中國共產黨人是新生事物，就是在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中也未曾有過先例。因為秋收起義之后毛澤東沒有按照預定計劃攻打長沙等原因，同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作出決定，開除了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可見，探索出一條新的革命道路是多么艱難。

到1928年秋冬之際，為了對井岡山斗爭的革命實踐進行回顧總結，毛澤東寫作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兩篇重要著作，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分析了中國的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和發展的原因，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雖然還沒有把農村作為革命的中心，但已經對工農武裝割據、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作了充分的肯定。

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農民自然成為中國革命主力軍。因此，如何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如何把紅軍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古田會議召開。會議總結了紅四軍成立以來在部隊建設上的基本經驗教訓，確立了中國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成功地解決了在長期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下，在黨員和紅軍的來源大部分是農民的情況下，如何建設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如何保持黨對人民軍隊絕對領導這樣一個重大問題。

古田會議之后，毛澤東寫作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強調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是促成中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紅四軍前敵委員會還明確提出了“農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這就標志著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思想的初步形成。

當然，走上農村包圍城市這條革命道路，有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雖然強調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但是沒有認識到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復雜性，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使得大革命失敗后黨內存在的“城市中心論”等錯誤認識并未糾正。

受“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六大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城市中心論”在黨內占據了統治地位。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長征，全黨對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有了清醒認識，“城市中心論”在黨內失去了市場，開始有了中國革命必須也只能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自覺。全國抗戰爆發前后，毛澤東在總結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吸取抗日戰爭新鮮經驗的基礎上，撰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一系列理論著作，形成了完整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

毛澤東強調，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同時又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不平衡，半封建經濟占優勢而土地廣大的國家，這就決定了中國革命現階段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也決定了中國革命的主要方式是武裝斗爭。同時，由于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充分，中國工人階級人數少，占80%以上的人口是農民，農民就成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在中國，只要一提是武裝斗爭，實質上即是農民戰爭，而城市是敵人統治的中心，農村則是敵人統治力量相對薄弱的環節，中國革命必須將重點放在農村，先在農村積聚力量。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不平衡和地域廣大，又為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提供了可能性。因此，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就成為中國革命唯一正確的道路。